常常有人引用威斯敏斯特教堂碑文墓志铭译文，碑文中这么说到：“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当年轻的曼德拉看到这篇碑文时，幡然醒悟，声称自己从中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整个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这个志向远大、原本赞同以暴治暴填平种族歧视鸿沟的黑人青年，一下子改变的自己的思想和处世风格，他从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庭和亲朋好友着手，经历了几十年，终于改变了他的国家。
这其实是西方文化中对于自身价值的思考，也是对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我们的成见往往以为，西方的价值观往往强调个体，强调个人主义，特别是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我们把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中对个体的尊重，在另一个极端上演化成了自私和对周边人和事的冷漠，谈起个人主义，便不由自主的想到那些打扮嘻哈吊儿郎当追求个性解放的另类和常常造成混乱局面的游行示威，意识形态的对立直到现在也让很多中国人很难认同西方社会存在着人与人的真情关怀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其实，人性的光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大体都是相同的，西方把他叫做神性，东方或许称之为佛性。对于人性的修炼，从上面碑文的可以看出，差别也没有那么的大。
在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大学》中，其实早已把这个问题阐释的更加清楚和深刻。大学言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与碑文的作者反思先改变自身，进而改变家庭，进而再改变国家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不过，我们的古圣先贤，更进一步指出了，如何改变自身：修身在正心，正心在诚意，诚 意在致知而致知在格物。不过由于中国文化自由的模糊性，最重要的概念往往用含义模糊不清的文字的组合来体现，这点倒是和佛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佛曰不可说也，所以对于落脚于格物的修身说，至于什么是格物，怎么格物，《大学》中就不再像这一连贯的说辞那么明确了。于是连王阳明都要坐下对着竹子念念在想，要格了这个竹子，以获得他所追求的正心。可想而知，面对格物，普通大众更不知道这物该怎么格了。
其实《大学》原文在后文中也有说到致知在格物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可见中国古人早就指出，凡事天下之事皆有其存在的道理，大到宇宙运行、四时运转，继而到社会，到人伦都有一个天然而合理的安排，可惜的是往往人们并不能一时就把这最合理的安排发现出来，特别是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究竟何样的制度是为合理？ 这看似应该是最自然而然被大众所发现的理，确往往隐藏在最为渺茫的迷雾之中。
西方中世纪的启蒙运动，让欧洲人开始明白自己作为人，何为合理的权利。他们开始向神索要属于自己的权利，一个个杰出的思想家，把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唤醒，通过倡导天赋人权，让人性的光辉开始在地球上闪耀。西方文明虽然没有《大学》，但他们却同样按照经典中的思想，不停着探索着如何格物，如何追求知识和真理，于是科技的发达、技术的进步更加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完善。
其实，很多道理并不复杂，但对于简单的道理，你和我又是否真的能够坚持，并未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努力争取呢？
